【读者来稿】重回“后革命”的起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左翼视角——兼谈“左翼学术”的必要性
编者按：本文来自于读者投稿，作者在本文中指出，当下某些自认“左翼”之网友（当然，这个案例中的“网友”身份在我们看来毋宁说具有偶然性）在网上从事文学或文化批评时，一方面对一些作品做出了和主流学术-意识形态话语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却依然极度依赖主流学术-意识形态话语对这些作品的“分类”与“编码”。换言之，他们完全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学-意识形态话语的问题式。在这种批评实践中，话语的历史被隐藏进历史的话语，因而此种批评也就在实质上参与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颠倒”过来的某物，其实依然是那个物。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以来建构起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们，也曾经正是这样的做的：把“香花”与“毒草”的价值判断颠倒过来，如是而已；而近二十年，我们又见证了若干再次颠倒这些判断的努力。事实上，在学术体制内，似乎有形成某种“身份政治”式关系的微妙趋势，即“左翼”人士在从事文学研究时，有某种必须参加对“左翼文学传统”之“正名”工作的“义务”。而这种趋势的出现，似又成为所谓“左翼”在学术体制与学术话语内接近某种限度的症候；为此，正如作者所提出的期待那样，我们不能不想象和实践某种超出学术体制的“左翼学术”。我们相信，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一些方法论，不止适用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也将裨益于我们拆解“后革命”认识装置的工作，尽管我们未必同意他的每一个论点与论证方式，也未必能副他的所有期待。
前不久逛知乎看到某左翼大v 评价电影《河边的错误》[1]，里面提到了很多八十年代文学知识，因为涉及到本人的专业领域，所以仔细看了一遍，看完的感受是——这是一篇很“标准”的左翼批判，而我也正好困惑于此。
和通常所见的左翼批判一样，作者先（1）分析了文本（包括电影文本和小说文本的比较），接着（2）从文本中抽象出一个一以贯之的情节内核（“非理性的世界战胜理性的人”），然后（3）就把该内核放回到八十年代文学史中，将其归入“先锋派cr小说”的谱系中，揭示先锋派与伤痕、反思文学的主题延续性，最后（4）根据自己的左翼立场给出政治评价（“保卫现代生活”、“拒绝思考”云云）。平心而论，作为给左翼青年普及文学史知识的回答，这篇文章写得还不赖，排除最后第四步的立场表态，其余三个环节拿出来作为一个本科论完全没问题。但这难道不正是最大的问题吗？左翼的“立场”完全来自于外在的主观评判，附着在前三步“正常”的分析过程之中，也就是在这里，作者非常自然地吸收了主流学界对余华小说以及八十年代文学的三个基本论定：
余华属于先锋文学
先锋文学的文本内核指向CR
先锋文学的兴起是对之前的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延续与发展
事实上，以上三个命题，正是后革命时代的文学知识分子，在学术AIE中持续工作数十年后加以经典化和权威化的文学史结论，是为构建后革命意识形态而编织的主流文学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权威结论的推出，实际上涵盖了从概念生产（如“先锋文学”这个充满意识形态症候的命名本身）、批评家的阐释（借以框定文本的中心内涵）到文学史家对史料的整理编排这一整条学术知识生产线，是一项从最基本的文学现象开始，不断选择、排除、命名、加工，直到最后才作为公共知识出现的系统工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左翼批判会呈现出非常尴尬的外部性。在学术乃至学科知识从总体上“告别革命”的状况下，如果不去重新检验我们获得的“知识”本身，而仅仅是在吸收既有知识的基础上，站在左翼立场将对知识的评价“颠倒过来”，其后果会是什么呢？很显然，左翼的价值评判越是锋芒外露，其所依据的“事实”就越发显现出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与左右公认的“权威性”。
可以说，这正是当今青年左翼面临的困境所在：我们对后革命时代文化状况的政治批判，很多时候恰恰以后革命时代学术工作的既定结论为前提，也就是说，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再阐释”和“再解读”的依附性批判。我以为，这种话语上的依附性再好不过地反映出左翼现实力量的弱小与不成熟，被激进思潮鼓动的年轻人习惯于理论的复读和延异，习惯于直接介入当下的各种时政话题进行立场的宣泄与情绪的表达，却不习惯于运用理论的工具生产出具体的、专门化的知识产品，而这也就意味着将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拱手让给了自动运转的现行学术体制。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突出：一方面，对左翼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失败的时刻，是革命退潮的时刻，然而，正是在这里，大量出乎意料的文学/文化现象井喷式的出现，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构成我们今天必须处理却又难以措手的沉重遗产，这也正是左翼习惯性逃避八十年代相关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主流学界来说，八十年代也是“后革命”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开始建构自身的历史基点，尤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八十年代历史构成了现实的学科根基所在，既往的文学史叙事在后革命的语境下得到重新叙述，而与此同步发展的文学创作则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支撑，共同打造了今天文学生产与文学教育的霸权体制[2]。也因此，左翼在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实践，就既要面对主流话语的霸权，也要面对来自左翼自身的种种遗忘、拒绝和下意识否认，必须面对左翼内部的种种伪装起来的保守性，穿越符号的幻象，如齐泽克所说，让历史的被压抑者从未来回归当下。也正因如此，以左翼视角切入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也就有着双重的战略意义：一面是阵地战与话语权争夺，一面则构成如今的青年左翼思潮自我反思与辨明源流的契机。在此，我想从三个方面的问题出发，谈谈何为“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左翼视角”：我们能够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从哪里入手。
一、被隐去的七十年代：“后革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一个问题：“后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我在读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的时候经常困惑于此，六七十年代中国所形成的如此丰富的激进传统，为全球左翼运动以及国际共运留下如此深刻的遗产，为何在八十年代仿佛被“集体遗忘”了一般？这个遗忘的历史节点应该定位在何处？1976么，还是1978？因而，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左翼视角，首要的问题便是追踪这一知识转换与范式革命的内在线索——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想从何处消失，而一些后革命的、去政治化的知识资源与思想命题，是如何通过完成对问题的重新表述，从而覆盖和抹除既有的左翼话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中，很多人都有一个被隐去的“七十年代”前史。但一个所知不多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些个体，他们思想中的“七十年代遗产”延续到了1978年以后，而在1978—1985期间经过漫长的演化与持续性的体制塑造，最终才生产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八十年代形象”。
如在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钱理群，他所提出的文学史范式由此开启了后革命时代“重写文学史”的先声，而他本人参与“重写”的成果，那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经过90年代的修订后，至今仍是各大高校文学院权威性的考研教材之一（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主流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其权威性叙事框架也都不同程度地可以称之为“经过九十年代修订的八十年代思想”）。在其修订版出版一年后，钱理群曾写文章回顾道：
记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这里的“20世纪”与后来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的“短20世纪”相去甚远，毋宁说，这是一种特有的属于中国80年代的20世纪（后来的先锋文学对“20世纪文学”的理解也可作如此观），在对过去历史的重构中实则是寄托了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一种“20世纪的潜在理想终于在此刻的中国开始实现”的当代意识。然而就在历史被重构的十年之前，尚未回北大读研的钱理群正在贵州安顺师范学校领衔一个被称为“毛晚年珍贵思想派”的青年左翼思想群落。“这是一批坚持反对官僚机器和官僚特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崇尚毛泽东批判‘XX资产阶级’、‘XXXX者阶级’等论点的青年”[4]（384），这批左翼青年围绕在钱理群这个有大学学历的“老师”周围，在毛晚年继续革命的大框架内，持续挖掘和探索“如何防止发生苏联那样的官僚化演变”这样一个大问题，尽管当时不乏一些思想群落（尤其是能接触到灰皮、黄皮书的高干子弟）开始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批判武器，但钱理群和他的朋友们仍坚持对西方的批判态度4（385）。甚至在毛逝世以后，他们“从巨大的悲痛中冷静下来后”，还“产生了要为毛编纂一本纪念文集的想法” 4（385），而其最终成果便是《毛泽东同志论…大革命（言论摘编）》的“两大本手抄本” 4（385）文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青年左翼与1978年后官方意识形态的明显距离，他们的思想转变相较保守派来得更加滞后与艰难。在1976-1978这个过渡期内，他们“并没有马上认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众之举”，“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极为审慎” 4（386）。而对其核心人物钱理群来说，“他在1978年到北京以后开始了认真而痛苦的反思，直到1985年才完成了思想的清理和调整，站在一个新的基点。” 4（398）从1978年开始反思自己的毛主义思想体系，一直到1985年才借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范式彻底地“告别革命”，在这漫长的7年时光里，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他在思想光谱与身份认同上如此重大的转变？其中，经过政治重塑的北大校园环境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AIE，对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询唤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如果说钱理群的个案尚充满许多值得继续深挖的谜团，那么在1985年后上海“先锋批评家”吴亮的身上，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后革命文学体制的规训机制是如何将其塑造为现在的文学史面貌。以《马原的叙述圈套》引领八十年代后期形式主义批评风潮的吴亮，长期以来与“纯文学”的写作方式及由此引申的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年轻的采访者得知他一度深受马克思以及别林斯基的影响时感到颇为吃惊[5]。的确，在吴亮的七十年代回忆中，马恩列斯这“四位外国美男子”一度成为使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浓厚兴趣”[6]（4）的思想源泉，而他和程德培之所以能够进入当时上海文坛的中心搅动起“文学新潮”，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的“工人业余评论家”身份在当时能与学院派保持相对平等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遗产有关（很难想象如今的文坛能够接纳一个工厂里走出来的业余批评者）。尽管如此，彼时的上海文坛相比于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七十年代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大变动，在此情形下，被体制吸纳的工人作家也就不可能是留有案底的“三种人”，而只能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更不用说”的“落后分子”6（26）。但哪怕是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依然能发现某些CR时期的“思想残余”延续到了“新时期”以后，从一个七十年代的“落后分子”转变为八十年代的“先锋批评家”，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与自我调整。
在1981年评论《乔厂长上任记》的处女座之中，吴亮即表现出这种转变的复杂性。当时他的文章初稿不仅在文风和观念上化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的语句，更是写下了一些“类似斯威齐批判苏联官僚制度的句子”5。这里提到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正是吴亮在1973年前后“从干部内部参考读物读到的两位夹生的亲华反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6（13）之一（另一位是更著名的夏尔·贝特兰），而他们批判苏联与研究中国革命的思想也由此构成CR知识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察觉到这一异常的期刊编辑立即提出相应修改/审查意见：“周介人说这个不好，现在已经否定CR了，毛泽东晚年说XX有资产阶级，你文章的语气让人误会你还在说XX有资产阶级。因为这样一些政治忌讳，他把我文章中一些有关体制论述的内容删掉了。”5作了初步修改后，期刊编辑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又一次找到了吴亮，要求“进一步删改文章中的一些内容”5，吴亮当时很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这篇经两次删改的文章最终发表在《上海文学》头条，而其原始版本则就此从文学史中消失，连原稿也没有保存。这篇文章发表后，吴亮又往同一刊物投了一篇“写着玩的”5对话体，谈的是一些偏理论性的美学话题，在文体上模仿歌德与艾克曼的对话录。期刊编辑在接到稿件后，对吴亮的写作方向作了进一步的引导：“周介人看完以后说这不错，说吴亮你写社会政治方面的文章太危险，这个好。”5就这样，痴迷现代主义形式批评的吴亮压倒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吴亮， 成为80年代后期的“纯文学”倡导者与“先锋文学”的代言人。
由此可见，无论政治光谱与家庭出身有何不同，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历史巨变的知识分子决不会“自动”成为八十年代文坛AIE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转变乃是在不同时间点发生的一系列体制筛选、思想改造与自我调整的结果。在此意义上，1978年开启的“后革命”议程并不像它试图表明的那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反而代表着一种持续性的、系统性的、总是未完成的“后革命”意识形态，在每时每刻的不确定性之中将自己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并不总是成功的，在一些作家身上，新旧两种思维的碰撞给他们留下了创伤性的体验和无法彻底修正的“剩余情感”，这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左派”在哪里？
二、左派在哪里？“寻根左派”及其背后的国际左翼思潮
关于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左右之分”以及如何定义“左派”，有两类标准值得注意：其一就是看谁在掌握和运用传统的“左翼话语”，以及文学论争中通常会将谁打入“老左”阵营。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以此为标准，那么文艺期刊如《时代的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坛领导人如林默涵、贺敬之；作家如魏巍、丁玲、浩然等，均可被划入“左派”之列。对这些在八十年代被公开打入“左派”的作家作品，主流学界有着毫不意外的忽视：研究是稀缺的，评价是负面的，在论争中也往往扮演反派角色。但问题在于，左翼话语的“名”与左翼立场的“实”往往存在距离，即便在八十年代“左”成了贬义词的情况下，一个人标榜“左派”也往往有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不一定与真实的政治立场相关。因此，在对以上这些显在的“左派”进行研究的同时，另一条路径我以为更值得深入开掘，那就是去考辨并不以“左派”自居，却被历史不自觉地“推向”左面的“主流作家”。在这些作家的生活史与写作史中，左翼立场像一条隐秘的伏线，被压抑在异口同辞的主旋律之下。
一度同被划入“寻根派”的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这三位作家就是如此，我把他们称为“寻根左派”。事实上，如果对他们三位的作品和生平传记略有了解的话，不难发现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寻根文学”作为知青文学在85年前后产生的变体，本身便在审美与虚构的外表下糅合了作家的城乡经验与人生体悟。这其中，有一些是带着旁观者的疏离感，被动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阿城便是一个代表），而这三位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大时代面前没有无可奈何的消极体验，而是说，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变动中，都曾经非常积极主动地投身并参与其中。“red guard”一词的发明人张承志自不用说[7]；王安忆在16岁主动要求下乡，刚读完初中便从上海到贫瘠的淮北农村插队，而且表现不错，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据说离家前连一块手帕都不曾洗过）[8]；韩少功在CR期间深受“血统论”之苦，于是参加了“许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9]对此不仅为了闹革命和家里吵得天翻地覆，想要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10]（11），而当他终于得偿所愿“上山下乡”之后，又和知青朋友“组成读书小组，探讨怎样与农村的zzp斗争”[11]，甚至还在日记中留下大声赞美小王的珍贵记录10（19-20）。可以说，无论是在思想的认同程度还是主体投身的主动性上，这三位都是典型的“接班人”角色，他们身上可谓是体现出六七十年代激进思想教育的最终成果。然而唯因如此，最终的幻灭与失败体验就显得尤为真实而痛苦。
从他们80年代早期所写的，被归于“伤痕文学”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真实的情感经验如何使他们的写作偏离了既定的观念框架。在此提一句，作为“后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学基点，“伤痕文学”的概念命名自其产生之始就必然呈现出外延无限扩大的趋势，可以说，伤痕文学（乃至伤痕电影等一众“伤痕”文艺）概念提出的主要叙事功能就在于将来自不同个体、不同时期、不同原因造成的伤痕整合成同一种伤痕，同时将对“伤痕”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和阐释转向“彻底否定极左路线”这个唯一的中心。正因如此，我们如果要对“伤痕文学”进行真正有效的内在批判，就意味着必须启动一个反向的“剥离”实践，即将围绕“彻底否定”这个洋葱芯的果肉一片一片剥下来，直到证明主能指自身的空洞与虚妄。在此意义上，韩王张三人的前期作品构成了这棵洋葱最边缘的部分，而某些时代的真相也在其中显现（推荐阅读韩少功《谷雨茶》、《风吹唢呐声》；王安忆《流逝》、《舞台小世界》）。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受到八十年代“后革命氛围”的影响，事实上，“寻根文学”的创作与命名本身便是一种应和时代主潮的表现。然而，“寻根左派”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革命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人均在全面右转的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异域他乡与国际左翼思潮的余波正面相遇，进而受到了“出口转内销”式的思想冲击。在国内左翼话语经常与保守科层体制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教育”不仅目的更纯粹，而且也保留了更多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性与国际主义色彩。王安忆与陈映真在美国的相遇已成为一段众所周知的文坛轶事，前者为此写了《乌托邦诗篇》、《英特纳雄耐尔》等纪念文章，显示出后者在其心中的独特份量。韩少功一九八六年同样应邀访美，某日深夜在旧金山电影院门口遇见一名正在发CR传单的毛主义者，当时带着“伤痕”的韩少功与这位来自英国的职业革命者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而当时过境迁，“经历过90年代对新意识形态的批判后……韩少功对CR历史的思考，逐渐吸纳了弗兰姬的某些观点。”10（71）反讽的地方在于，韩王两人的赴美之旅本都是美国文化冷战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将全球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和东方阵营的）人文知识分子吸引过来。结果海外毛主义者的“半路杀出”，以及左翼理想主义与冷战大环境的尖锐对比，不仅未能让两位作家进一步西化，反而让本来准备“告别革命”的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合理成分，从而与时代主流的“浩劫论”保持了足够的思想距离。在新世纪以后，韩少功写文章讨论《CR为何结束》，王安忆也写了以CR为背景的《启蒙时代》，这都可以视为根据自己的个体经验重建CR叙事的尝试。
与韩王二人相比，张承志更加坚定，而他遇见国际左翼的时间也更早，接触的深度与广度也是三人之最。早在1980年秋，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张承志就在东京街头撞见了抗美援越的日本学生，而这些为越南募捐的青年人由此构成张承志对“世界”的第一印象：“如今回忆着心怀感激，我们几个人，在那伙学生面前粘住了，久久听一位女学生的慷慨演讲，她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印象。那面庞的姣好，与人身处的正义，合成了一种让人感服的美感。”[12]日本青年左翼运动的悲壮与激愤，那种青春洋溢的理想主义及其与阿拉伯世界的特殊联系，无比深刻地影响了张承志的写作与行动，关于它的研究恐怕需要很长的专文讨论。然而在八十年代，作家的左翼立场不得不包裹在如“寻根文学”这样的“后革命”外衣之下，被种种抽象的文学隐喻所掩盖（推荐阅读《黄泥小屋》、《废墟》）。坚定如张承志者，也只敢在私下里骂巴金[13]，一面在时代给他安排的“民族文学”席位上小心翼翼地辩护道“我所说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14]，一面向同时代听众再三澄清他不是要肯定CR·13。只有想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回答“八十年代左派去哪了”的问题：在一个左翼占据领导权的时代，人人都可能是左派（如第一节所示），而在一个左翼失去领导权的时代，则连左派自己都不可以是左派，而是别的各种东西：寻根派、知青作家、回教徒、民族文学家[15]等等。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状况：同样围绕在“后革命”的主能指下，有一些作家以“彻底翻案”为目标，挟公怒以泄私愤；有一些作家主观上的确对政治不抱兴趣，也即所谓的“政治冷感”；还有一些作家如韩王张等，则将无法彻底“告别”的革命情节隐藏在种种名目之下。这种不同政治立场的短暂联合以后革命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为前提，当然也会随着霸权的衰落而重新组合。正因如此，对八十年代潜在左翼思潮的研究就不能根据某些既定的字眼按图索骥，而要从前后历史的联系中，在总体性的矛盾运动中仔细辨析“谁站在人民一边”。事实上，我所提到的“寻根左派”，与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同时代批评家如蔡翔、李陀等，正是在那一次文化运动中将对“西方世界”的怀疑暗藏在“现代化”的憧憬中，由此构成了九十年代“新左派”最早的源流之一（并非巧合的是，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促成“新左派”左转的背景，戴锦华和索飒即是如此[16]）。而对社会总体矛盾的分析，则将我们引向第三个话题：八十年代文学中的“阶级身份”及其文化表现。
三、阶级问题：保早主题的延续与“新差别”的产生
众所周知，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运动中，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以“保早对垒”的形式尖锐地表现出来。“彻底否定”之后，“保早问题”的讨论及其相关话语被明确禁止，但阶级差异并不会因此消失，甚至在后期强调“审美个性”的“探索小说”中也能得到症候性的表达。因而在八十年代文学的艺术世界里，既有民国资本家的劫后重生（陆文夫《美食家》），也有新归国的西化派官员与本土势力的矛盾（蒋子龙《阴错阳差》）；既有旧地主的回归（王润滋《内当家》），也有新乡贤的崛起（贾平凹《黑氏》）；既有地方官僚-宗族势力与被压迫的平民杂姓的矛盾（贾平凹《浮躁》），也有国家资本与地方保护主义的斗争（报告文学《虎年通缉令》）。所有这些作品，每一种都可以说反映了一种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却要么被文学史遗忘，要么被冠以种种与之无关的名称：风俗小说、市井小说、乡土小说、改革文学等等，被遣散到文学史的各个角落，由一整套定型的权威阐释将其景观化、审美化、形式化……一句话，八十年代文学真正的历史内容就隐藏在他们的文学史命名背后，隐藏在花里胡哨的各种“思潮”与“方法”背后，等待有心人去发现和阅读。
而另一个不难理解的事实是，在80年代的文学热潮下，原属“保”“早”两边的个体中都有热衷文学创作的人，希望借助小说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情感经验。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便会观察到不同阶级身份及其隐含的政治无意识，是如何在八十年代延续下来。
新世纪以来声名鹊起的亲美派军事战略家，将军之子刘亚洲（比起当儿子，更重要的身份是女婿），在80年代写了篇备受争议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17]。正如标题所示，这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的当代变体，讲的是一个男人和“半个”男人争夺竞争同一个女人的事。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中，结局一开始即已注定，“半个”男人由于缺乏真正的男子气概，在叙事中只是作为阻拦主人公实现欲望的障碍，在被克服和抛弃的同时烘托出主人公的“英雄本色”。那么这完整的“一个男人”是谁呢？没错，就是一个“军长的儿子”，下放到前线锻炼的二代目。在小说开篇，这个二代目正被两件事情烦恼着，一个是长期性的苦恼，即基层战士围绕他编排出的种种议论和传言；一个是眼下的难题，即自己对朋友之妻的不轨欲望。这两条线索相互呼应，或可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隐喻——议论的根源来自某种不言自明的特权地位，正如对朋友之妻的念想那样，这种特权尚处于某种隐秘状态，必须通过一些公开的仪式将其合法化。
究竟该如何堵住悠悠众口，将送到嘴边的肥肉（女人）吃进去呢？答案是通过战争。在此提一句，对战争和军事题材的兴趣是八十年代以来“二代文学”的普遍特色之一，在这些作品中“战争”早已褪去了“人民”的政治内涵，成为“血色浪漫”中彰显二代魅力的舞台。不出所料，在战争中朋友临阵脱逃，成了可耻的懦夫，因而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获得了全部道德优势和命运主宰权的主人公决定帮他隐瞒可耻行径，用枪逼着朋友在战场上英勇就义，就这样，弱者的墓志铭映证出强者的高尚，而强者的通行证则依靠着弱者的卑鄙。而小说的情节内核早已在一段原文中显明：“父辈们打下了天下，绝对的一代天骄。天骄的儿女们也应当是天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彻底否定”的时代，本应属于“余毒”的出身论是如何在精英群体的意识中悄然延续下来，构成某种时代延续性的证明。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全聚德烤鸭店里的打工仔徐星发现自己朋友刘索拉的小说居然登上了《人民文学》头条，感觉这样的小说自己也能写，于是就把自己的一篇旧稿改了改投过去，那就是著名的《无主题变奏》[18]。在当时的批评家眼中，这篇小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派”作品，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在中国的原样照搬，是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拙劣模仿[19]。实际上，在那之前徐星从未看过《麦田》，也不怎么关心同时代的先锋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写这篇小说时的他只是“和整个文学界一点关系也没有” [20]的清洁工而已。完全根据切身经历写出的小说被误读为异域主题的横向移植，这种尴尬的错位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在八十年代的他异性处境的反映。
小说主人公在改革浪潮冲击下的城市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他感到周围的世界充斥着他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日益娱乐化的革命电影；故作英雄姿态的朦胧诗；音乐厅里的媚俗听众及一整套以异己面目出现的文化等级制。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带有威胁性的虚伪与做作让他惶惑不已，而更让他感到厌恶与反感的是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向上爬”的投机心理和敌视普通人的精英意识，甚至自己的恋人也是如此：“看来老Q不把我拉到那样一个水平上地绝不会罢休，她一定要把我变成一个和那些人一样的人。我是说——那些搞‘事业’的人，那些穿着讲究、举止不俗、谈吐文雅或许还戴个眼镜什么的人。可无论怎样，那些人搞的任何东西我不是不懂，就是不喜欢，可以说凡是我懂的我都不喜欢……”
与这些获得了布尔乔亚“教养”的才子佳人相比，主人公依然坚持着一些过时的道德标准，比如公平（“外国人？火星人也他妈照样排队！”）；奉献（“再如你为别人作了点儿什么，得到了别人由衷的感谢等等，都让我喜欢，令我振奋”）；平等（“我能都是自然的孩子，无论是教授、部长什么的也都是。自然给他们阳光、空气、水，也同样给我。”）对大学时遇见的高干子弟，他毫不客气地赐予“伪政权”的诨名；而对农村出来考学的“蓝布小褂儿”，他则“万分虔诚地希望他能考好”，并且为其在城市受到的嘲笑愤愤不平——正是这种来自一个工人的愤怒才真正构成了小说中所谓的“荒谬感”和“虚无主义思想”的阶级根源：“我终于把关于辩证法的这道题写出来了，我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想告诉你我怎么答的：对一个人应该辩证地看。比如一个教师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就喜欢给漂亮女生单独补课，他把农民，工人、当兵的都看成是下等人，可你就不能只说他是个混蛋，而要辩证地看。”
由此可见，CR时期的“保早问题”及其相对立的两种情感结构和思想意识，在八十年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潮”、“探索”、“个性”、“审美”等名目的掩盖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然而，八十年代的社会变革不仅基于旧矛盾的延续，而且也在体制转型带来的普遍性阶层变动中进一步分化出种种“新差别”。林斤澜的短篇微小说《姐弟》[21]，描写了一场个体户家庭作坊里的劳资纠纷。在一家午后的小饭馆里，负责管饭的姐姐进来哄负气出走的弟弟，弟弟是作坊里做纽扣的工人，起初因为在家待业被老板（可能是姐夫）叫过来“合作”开厂，在“自己人，一家人”的幌子下，不仅不论钟点的连夜干活，自己而且还往里贴过钱。可久而久之，亲属间平等“合作”的面纱下，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逐渐暴露，老板不仅开始“摆起架子”，目中无人，甚至在效益不好的时候连饭也不让他吃饱。这次争吵的场景正是发生在“没有活做，饭又不够的时候”，负责规劝的姐姐照例以亲情作道德绑架，谈“体谅”、谈“礼节”、谈“好好说话”，而弟弟则已经洞穿了问题的实质，话虽不多却招招致命：“我当然不是客，我是工人……”；“我就是个体纽扣厂家的雇工”；直到最后，再也忍受不了的弟弟终于说出了那个敏感词：“剥削。”听到这两个字的姐姐“先一呆，再一惊，立刻站起来，想想又说：”
“到底还是这句话，你到底还是说出来了。真是这样吗？只怕还不是。你知不知道一字千斤，这两个字两千斤分量。你怎么好随便说出来，你们还是周瑜黄盖……”姐姐觉得自己的嘴张不大了，“那你也不要伤人家的心，不要伤感情…”姐姐觉得自己的嘴里也咕噜起来：“…你待业好凡年了，还是那样子，你的性情和在家里一模一样，一点儿没有改…”
姐姐忽然眼圈红起来，和闪进来一样，转身闪了出去，立刻不见了。
这篇小说结构精巧，叙事流畅，收入作者的“矮凳桥小品”系列中，本意在试验一种新的小说文体，其素材大概也只是作者在茶馆饭店听人闲话敷衍而成，然而却无意间记录下民间个体劳动者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型的市场化进程。不要误会，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左派”毫无关系，甚至还专门写过表现“浩劫”的《十年十癔》，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作家无意间捕捉到的时代真相里，我们方能真正理解阿尔都塞所说的，何以真正的艺术总是能和意识形态“从内部拉开距离”。因此，对于文艺作品来说，“真正的批判只能是内在的批判。” [22]
当然，旧矛盾与新差别之间并没有稳固的界限，更多的时候，他们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仅在文学作品中就有千差万别的表现。近年来，学院左派开始对其中一些代表作品进行理论重读，如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就是一个被讨论较多的文本，围绕它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力度的分析[23]。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青年加入其中，在民间从事这项清理文本与重述历史的工作。只要有识者愿意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对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印象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的面貌，都将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变。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最后，我再来澄清一下所谓“左翼学术”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我近来对“青年左翼应该如何实践”的一些思考的一部分，有机会的话我将专文论述。首先，“左翼学术”不是任何学术流派或学术观点，而是左翼行动的一个环节。和“学院左派”的不同在于，左翼学术不在学院内部进行，也无意于在象牙塔里争座次——“左翼视角”不是什么学者身份的高雅装饰，恰恰相反，“学术”是左翼进行理论实践的方法。其次，左翼学术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生产与传播知识而进行的专门性学术工作，其目的是在各个具体领域生产专门性的知识，从而获得有关此领域的情报与进行斗争的力量。具体到本文所说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对八十年代的重新认识意味着一种自我教育，意味着将历史现场中“重要”与“不重要”的史实、“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细节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重新勘测，从而寻找到那些被淹没和掩盖掉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工人的声音、左派的声音、毛时代的思想残余与新的批判立场的萌芽。除了文学领域之外，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同样有大量的工作值得去做，也有很多青年愿意并且正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对“失败的八十年代”的研究也由此构成左翼自我反思的契机。在左翼复兴的时代好像人人都是左派，可当潮起潮落几番轮回过后，坚持人民立场，不“转向”，不“褪色”的又有几人？在此意义上，青年左翼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什么来自外部的“敌对分子”，而正是十年后的自己。如何与自己的阴暗面缠斗，也正构成鲁迅式的“绝望之抗战”的重要内容。最后，无论是被隐去的成功还是被否认的失败，以上种种关于八十年代的经验，我们都要拒绝遗忘（不管是自发的遗忘还是外力使然）有些历史如果我们不去记忆，别人就会帮我们涂写，而只有与他们“争夺过去“的人，才能最终赢得自己的未来。
[1]如何评价魏书钧执导，朱一龙主演，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河边的错误》？ - Hellsing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5591060/answer/3286372283
[2]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由全国上亿中小学生参与的语文教育，如今统编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温儒敏正是一个典型的八十年代文学知识分子。
[3]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4]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参见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6] 吴亮：《我的罗陀斯 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参见秦晓鹰：《红卫兵出世记》，收入徐铸成：《亲历195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参见梅平：《王安忆评传》，收入吕晴飞编：《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版。
[9]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钟山》2008年第6期。
[10] 武新军、王松锋：《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 何言宏、杨霞：《坚持与抵抗 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12] 张承志：《赤军的女儿》，参见微信公众号“张承志新集旧作”，此文原收于张承志随笔集《敬重与惜别 致日本》
[13] 参见鲁枢元：《梦里潮音 我的八十年代文学记忆》，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14] 参见张承志，《我所理解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5期。原文为：“我嘴里讲出的或笔下写出的‘人民’这个词，绝不是两个甜腻腻的字眼儿，讲得稍微不客气点，这是个政治概念，或者战斗的概念。我始终觉得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人保持着区别。”
[15] 当然，民族认同与政治立场在张承志这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对张承志民族认同与后殖民立场的研究参见刘岩《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16] 参见公众号“乐卿小语”的文章《回到戴锦华》
[17] 刘亚洲：《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收入《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8] 徐星：《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19] 参见朱伟对李陀评论的回忆，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0] 徐星自述：《一个清洁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收入《剩下的都属于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1] 林斤澜：《矮凳桥小品（三篇）》，收入《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2] 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23] 参见张帆：《改革年代的文学与人学：“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性论重构（1979-1987）》，上海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